这就是物权行为理论的优势啊。

(二)公共监控 在社会治理层面，为应对复杂、多样的公共安全风险，监控技术得到广泛运用。法学界对数字行政的现有研究，主要以行政的电子化自动化为场景，分析这些场景中行政活动的程序性变化。

在传统行政程序中，程序中立性要求体现为职能分离、回避、克服偏私和偏见等程序机制。福利行政的柔性外衣，也可能遮盖行政权变相减损公民人格尊严、歧视等问题。以数据为要素、以网络为载体、以技术为驱动的数治，在空间上造成行政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感，在技术和能力上加剧了权力—权利的不对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等权利受到数治的冲击。法治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复合体，其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此时，法治价值理性的实现有赖于技术辅助与监督者的善意履职。

(五)社会控制：数字赋能与公众赋权 前文从法治系统内部的控制机制角度，探讨了法治对数治的约束机制如何在行政技术变迁下作出相应调整。在传统的秩序行政领域，以数据加算法为核心技术的预防式执法模式也已在很多场景中得到应用。法律义务是指那些由外在立法机关可能规定的义务。

黑格尔把道德看作他的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以他惯有的三段式论法，把道德视作联结抽象法和伦理的中间环节，道德则是主观的、自为的、内在的，还不是一现实性。康德把绝对命令表述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他也承认：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与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时常是彼此一致的。[41]哈特对此要说得更客观些：认为理性可以发现正确行为的原理的主张，通常都没有发展出任何独立的学说，而只是长期附庸在对于自然的（生物或无生物）普遍概念下。

[16]  参见（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394—395页。详见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56—257页。

但当他们说法律‘只对行为有所要求时（如胡克），或者他们强调正义之对象是‘外在动作时（如圣托马斯），并不像我们这样把‘外在性视为标别国家行动领域的一个标记。相反，对法律上的义务人来说，却始终强制性地存在着一个权利人，即对债务人的债权人——只有在法律领域中人们才可以谈论‘义务和责任。我们有可能在他们早被遗忘与怀疑的玄想中找到种种迹象，证明他们对遵奉法律与履行道德之差别确有清楚的领会。[51]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博登海默则说：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约翰·奥斯丁可能以他对道德与法律的切割更为后人所知，他的那段广受争议的话：一个法，只要是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法，即使我们恰恰并不喜欢它，或者，即使它有悖于我们的价值标准。[30]认为这些东西（道德感觉、上帝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15]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

‘法实证主义者不能否认这些都是事实，也不能否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部分地依赖于法律和道德的这些对应。他经常把道德称作道德感觉，从这些感觉，我们可以不断地作出这样一些推论：人们行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

这个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和现代世俗的思想关于自然的概念相冲突。[39] 三、西方法学家的徘徊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纠缠西方法学家两千多年，尽管或隐或显，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用庞德更为悲观的话来说：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长久地维持自身的地位，因而在经历了2400年的哲学与法学的探讨之后，我们实际上仍然是在原地踏步。

前人已经说过，没有什么新意。[14] 登特列夫对自然法中道德与法律关系更完整更全面的介绍和论述，有心的读者可以看他的《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第六章、法律与道德。登特列夫对自然法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介绍和论述，让人感受到自然法为法律提供价值关怀和道德支撑的强烈冲动。更进一步说：在本质上法只能是伦理性的东西的主张，是把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含义上而形成的一定关系不适当地抽象化和一般化了。因此，严存生先生把自然法盛行时期称作道德与法的潜阶段，不无道理。[52]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

[22]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17]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三道德与法中关于黑格尔的部分。

人们就想到（也许不是很自觉地），这种情况可以或者从法律角度出发来判断，或者从道德角度出发来判断，但从一个角度出发的判断就排斥了从另一角度出发的判断。[31]但是他更担心社会道德或上帝法对真正法律的入侵，这种入侵它们要么意味着，我仇恨法律，我拒绝遵守法律，然而我不能够说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两者之中，都存在着一个假定：法律之效力系于这些价值体现于这法律之程度。一项值得称赞的行为的后果就是给予奖赏，前提是被法则所承诺并且构成该行为的动机。

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遵守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28] 我们再来看一下否定道德与法律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的观点。[8] 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43] 不要责怪哈特和凯尔森对自然法理论的非难，自然法确因其离客观事实太远且没有完整的理论表达而遭人垢病。

权利概念，而不是义务概念，是法律思想的起点。‘人类的法律一旦背离了自然法，便不复合法。

在我们的理论中，道德与权利是对立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道德的实现，往往意味着权利的受阻或损失。[33]因此他要把那些无关的、甚至干挠的因素驱逐出他的研究领域。

从我们上面的回溯来看，西方法学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隐阶段，其主要论说集中在自然法的的思想中，而登特列夫满含期待的长篇大论的归纳，能给人明晰观念的就是圣托马斯所说的自然法的第一诫律，就是‘行善避恶。[52]那么，什么是实践法则呢？康德这样说：使得某种行为成为一种义务的原则，就是实践法则。

道从出于人性，是对人性的认识、遵循、规约、引领，而人类的食色本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诸多表现，因之而有德、礼、法等社会设置与之对应。[15]似乎一开始就把道德与法律截然分开，以致博登海默也认为，康德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把道德从法律中解放出来的现实运动。没有按法则去做而带来恶果就是违法。[34] 凯尔森认为法律与道德是截然两分的，他说：既然承认法是一种强制秩序的特种社会技术，我们就能将它与其他社会秩序加以鲜明对比，那些社会秩序追求的部分目的与法一样，但却使用了很不同的技术。

康德在他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一开始就说：一切义务，或者是权利的义务，即法律上的义务。甚至如哈特，他在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时，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性，也认为在法律中有道德方面的考虑或道德内蕴，只是否定法律与道德有必然联系。

如果一个杀人者受到同伴们的道德上的抵制。[40]原地踏步，亦即徘徊，由庞德的口中说出，应该是有权威性的。

考虑到康德把他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也称为权利的科学，这就意义非凡了，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道德与权利都统一于绝对命令之下，这有如中国的道将德、礼、法统一于其之下，可见整个体系是深邃而宏大的。[48] 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236—239页。